程瑞芳(第一个以日记形式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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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瑞芳（1875年—1969年），本名乐瑞芳，结婚后随夫姓程，笃信基督教，毕业于武昌护士学校，一个以日记形式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

程瑞芳曾在美以美妇产科医院担任病区主管。1910年至1916年，程瑞芳在圣希里达女子中学当舍监，后出任圣希里达附设子弟小学校长。1924年开始，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1937年12月初，程瑞芳与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女士等人组成了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建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程瑞芳协助魏特琳，进行收容、保护南京沦陷后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的工作。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程瑞芳用3万多字记录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强奸、纵火等暴行，其内容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外籍人士的日记互证，成为一部以中国女性亲历者视角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目击文献。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日本战犯，程瑞芳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1952年，程瑞芳离开南京回到武汉。1969年8月，程瑞芳去世，享年94岁。

程瑞芳的著作《程瑞芳日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001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封面伪署“陈品芝”之名。2015年，《程瑞芳日记》的中、日、英三语影印本面向全球推出发行。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程瑞芳，湖北武汉人，出生于1875年，1894年，程瑞芳从武昌护士学校毕业，在美以美妇产科医院任见习看护3年后，任该院病区主管。1910年至1916年，程瑞芳在圣希里达女子中学当舍监，后出任圣希里达附设子弟小学校长。1924年，程瑞芳应邀到南京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负责管理学生宿舍和食堂。

日记经历

1937年12月初，在日军进攻南京前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奉命率学校师生撤离南京，前往成都市，留下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女士、程瑞芳、陈斐然组成了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建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划为安全区，收容了1万余名中国难民，时年62岁的程瑞芳协助魏特琳，进行收容、保护南京沦陷后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的工作，成为魏特琳最主要的工作助手。

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程瑞芳用3万多字记录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强奸、纵火等暴行，其内容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外籍人士的日记互证，成为一部以中国女性亲历者视角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目击文献。

1946年，程瑞芳参与了金陵女大复校工作，同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日本战犯，程瑞芳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罪行。

安详离世

1952年，程瑞芳离开南京回到武汉，在汉口鄱阳街洞庭村的一幢红砖小别墅里安度晚年。1964年，程瑞芳受邀重游金女大安全区，以此庆贺她的90岁生日。1969年8月，94岁的程瑞芳早起后告诉孙辈们自己有点不舒服，不久，她闭上眼睛，安详地去世了。

主要成就

截至2024年12月，《程瑞芳日记》是一本参加安全区难民收容所管理工作的中方人员写的日记，是第一部由中国人以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南京大屠杀的日记。程瑞芳不仅逐日记录下大屠杀期间见闻，日记内容也与此前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战地日记》相互印证，构成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方证言的完整链条，填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的一个空白。

社会职务

个人生活

程瑞芳原姓乐，后从夫姓程。程瑞芳的曾孙程军，是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他表示祖奶奶非常注重仪表，爱穿旗袍，腰板笔直。程瑞芳晚年主要的事情就是写信、回信。几乎每天，她都会收到来自国际的信和包裹，写来信件的都是她的学生。

程瑞芳笃信基督教。

个人作品

人物评价

《程瑞芳日记》与其他证据一起，形成了清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罪魁祸首的强有力的文字证据链，给予否认历史的无耻行径重要一击。（北京卫视评）

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一本日记被悄悄写下，记录下日军的暴行。这本日记的主人，是湖北武汉人程瑞芳。84个日夜写下3万多字，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铁证。（青春硚口评）

人物事件

程瑞芳日记

程瑞芳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引领她用日记记录日军暴行的，是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美籍女教师明妮·魏特琳，也就是《魏特琳日记》的作者。

《程瑞芳日记》又称《首都沦陷金校留守日记》，是首次发现的中国人以亲历见闻形式记录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记。

2001年，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开始整理金陵女子大学遗留下来的上千份零散档案，这其中，多是一些工会、财务等等的校务资料。当工作人员从大口袋中倒出了几包捆扎着的档案，散落出来的一本日记深埋其中，可这本泛黄的日记本，并没有第一眼就引起人注意。一年过去，在细致整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才终于发现了它的存在，并交给了当时国家第二档案馆的研究员郭必强进行研究。

2003年的夏天，江苏省公安厅笔迹鉴定中心迎来了郭必强一行人，他们带着程瑞芳和陈品芝两人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复印件，以及日记封面和内页的复印件，进行正式的笔迹鉴定。经过鉴定，日记内页的笔迹确实是程瑞芳的，而封面的字迹为陈品芝所写，也就是说，日记的作者确定是程瑞芳，而陈品芝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代为保存。

程瑞芳的日记止于1938年3月1日，日记的封面上写着陈品芝的名字，即程瑞芳日记完成之后，并不是一直保存在她的身边，而是辗转到了陈品芝的手中。相关研究人员推测，1937年，金陵女子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市华西坝，陈品芝等人也随之前往成都管理学校的各种事情，那时候从南京去往成都的物品、人员等基本都是一条线路，从南京出发到上海市的美国领事馆，由美国领事馆派出美国军舰走长江抵到成都，这是最安全的路线。当时南京城的状况，一旦侵华日军发现了程瑞芳的日记，一定会将其毁灭，程瑞芳的性命也会不保，出于安全考虑，程瑞芳可能是委托了国际友人将日记通过那条安全线路运到成都。

《程瑞芳日记》是一本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从1937年12月8日到1938年3月1日，程瑞芳还将几乎每天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写入了日记，共3万余字。日记里描述了很多同胞被日军残害的情景，有的痛失爱子，有的夫妻别离。日记部分原文内容如下：

1937年12月13日，“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来呢！”

1937年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

1937年12月17日，“现在是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

1937年12月18日，“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

1937年12月20日， “（日本）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

1937年12月22日，“在路上睡的阴尸他也不要人看，有的路上只见死尸不见路，简直把中国人不当人。”

1937年12月26日，“他们（日军）真是贼，什么东西都拿去，现在南京一个空城了。太平路房子只有八九家没有烧，孔子庙都烧了，府东街烧了一半，陈明记的店也烧了，快要成一片焦土。”

1937年12月29日，“现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烧，街上死人太多。”

1938年1月3日， “有的军人和百姓，他们用绳子捆牵到沟边,枪毙一个倒在沟里一个，一排一排的死，真可怜。”

1938年1月18日，“（日兵进来）不是看姑娘就是想东西，他们都是大盗。换一次兵来，百姓就要受一次罪，每日提心吊胆，不死也要气死。”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档案具体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2015年10月4日到10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会第12次会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召开。在两天的会议当中，14位国际咨询委员对新一轮候选世界记忆名录进行了讨论，后将建议入选名单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最终审议。9日晚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消息，《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当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只有两份，《安妮日记》和《程瑞芳日记》，他们与其他证据一起，形成了清算二战罪魁祸首的强有力的文字证据链。

截至2014年，《程瑞芳日记》被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程瑞芳的友人将其题签为《一九三七年首都沦陷留守金陵的同人一段日记》。这一日记，与《珍妮日记》一样，同样出自女性之笔，同样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偷偷写成，同样渴望和平的正义与良知。它同《珍妮日记》一样，都是珍贵的人类共同记忆，不愧为“中国的珍妮日记”。

《程瑞芳日记》发现的意义在于，它填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的一个空白，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战地日记》形成连环证据，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者的日记证言相互印证，这也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铁证。自1937年12月8日起，到1938年3月1日止，程瑞芳用钢笔一字一句，记下了侵华日军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正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程瑞芳日记》本着“让档案说话，让历史发言”的初衷，作为历史见证，《程瑞芳日记》以原件影印形式，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出版，并附录学者专家对日记的研究成果。于2015年12月初问世，献礼‘12·13’国家公祭日。

控诉日军

抗战胜利后，程瑞芳曾远赴日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她列举了亲眼看到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杀人的种种证据，控诉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